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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金圭塘王氏后裔王缉志

2023-01-09 17:51:49 2324

摘要:王缉志 王缉志(1941年-)是中国语言学家王力的第四子,1957年至196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3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为中关村四通集团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四通打字机发明人。之后因与四通集团的段永基不合...

王缉志

王缉志(1941年-)是中国语言学家王力的第四子,1957年至196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3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曾为中关村四通集团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四通打字机发明人。之后因与四通集团的段永基不合另开“新四通”公司。该公司后与新加坡的创新公司(Creative Labs)合并为“创通公司”。王缉志后从该公司离职。

青春岁月

王缉志几乎在回答所有的问题时,都能透出身上那种学者的认真。比如,他说自己几乎不知道应该算哪儿的人,因为他“出生在昆明,青少年时在广州,大学和工作一直呆在北京,所以说我是云南、广东或者北京人都可以,如果论籍贯,我又是广西博白人。”

王缉志出身书香世家,其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其始祖是博白金圭塘创始人王履坦先生后裔,搬迁博白岐山坡村,祖王炳如是晚清秀才,高祖王文田是清朝贡生,有此家学渊源,王缉志从文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王缉志在1957年考大学的时候,却选择了数学这个专业,原因是“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数学竞赛,得了第二名,当时老师和同学都说我数学这么好,应该去搞这个。所以就报了数学。”

然而其父王力却想让他学计算机,因为当时计算机专业被认为前途远大。王缉志没有听从父亲的意见,坚持了自己的意愿。

1963年,从北大毕业的王缉志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不多久,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心理所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工作完全停止了。根据不同的派别,所里的人参加了不同的战斗组,每天就是在组里讨论和写大字报、打派仗。

1969年王缉志结婚那年,心理学被批判为“伪科学”,心理所也因此被划为要“斗批散”(斗争、批判、解散)的单位。科学院决定将心理所的全体职工除老弱病残者外,一律下放到五七干校去,这当时叫“一锅端”。9月份的时候,28岁的王缉志被下放到位于湖北省潜江县的科学院干校。

混乱的外部环境让所有被下放的人都感觉到前路迷惘,人生已定。

那一刻,王缉志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迷茫。其实,即使当时能回北京也没有地方可去,因为心理所已经不存在了。在五七干校,科学院其他所的干部是轮流下放,走一批又来一批,只有心理所是永远不流动的“铁营盘”。

干校的风景很美,但是生活环境却并不美。下放者们除了要干活改造自我,还要面对血吸虫的侵犯。王缉志就在这样的日子中熬着时间。

即使环境如此恶劣,王缉志天性中爱琢磨爱钻研爱动手的特点,依然没有改变。在干校后期,他和另一位同事被分配去烧开水,两个人要供应所有人一天工作后的饮、用开水。

开始的时候,烧开一锅水大概要花40分钟,不但慢,煤烟还经常熏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后来他和同事开始分析讨论,认为问题出在烟囱上。于是两个人动手把烟道彻底清理了一遍,把烟道里堵满的积炭清走。处理后的效果明显,一锅水烧开只需要不到20分钟,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燃料,他们还免受烟熏火燎的苦。

后来,在五七干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讲会上,有领导要求烧开水的组员去讲一讲如何学习《矛盾论》并用于烧水实践中的。那位和王缉志一起讨论和提高了烧水效率的同事,不愿意露面,非推举他去发言,让他一个人去会上享受同志们的掌声。

那一刻,王缉志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吃苦动手在前、享受荣誉在后的精神,做事时先把大家的福祉放在首位,服务于人民;至于个人得失,在集体利益前都可以放到一边。“这种精神,我终生难忘!”

1971年2月,王缉志离开干校回到了北京,并被分配到位于丰台北大地的冶金仪表厂当工人。3年后,国家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王缉志调到了刚成立的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去搞计算机,这样,他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还是回到了他父亲曾经建议他选择的那条计算机之路上。

迈向四通凭发明

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期间,王缉志接触了大量国外先进的计算机知识。从1976年开始,他在全国重点项目“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研发工作组里工作了3年,这3年是他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最快的3年,尤其是对大型工厂的实时控制操作系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后来,王缉志被派往上海着手宝钢二期工程的筹备工作,他又同各国的电脑专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技术引进谈判,几乎每天都要和不同国家的工程师进行交流,“那个时候,国外的计算机技术要比国内先进,和他们交流,其实就是听他们的技术讲座。他们都是用英文讲,我因此既练了英文,又等于每天上一堂计算机专业课,所以那段时间里,我的计算机知识水平和英文水平都有了飞速的进步。”

1979年前后,王缉志成为研究所计算机应用研究室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以搞热轧过程控制为主。当时正值国家刚开始进口微机,王缉志所在的小组也考虑购买一台微机。

经同事介绍,王缉志认识了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这次相识,对王缉志日后的中文处理开拓之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邝振琨在澳洲有一家叫DATAMAX的公司,DATAMAX机问世时,IBM PC还没出来。他当时介绍给王缉志的机器是DATAMAX8000,该机所带的软件有字处理软件WordStar、试算表软件CalculStar和数据库软件dBASEII等。这台带有字处理软件WordStar和MailMerge(邮件合并)功能的微机,让王缉志大开眼界。后来,王缉志用DATAMAX8000主机和TeleVideo终端,加上一台伊藤忠的打印机,凑成了一套价格相对便宜的微机系统。

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需要自己去做有关的驱动软件。王缉志在认真阅读打印机的说明书时突然发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由8根针组成,通过软件指令来控制每一根针的动作,属于由点阵组成图形的打印机。而国内当时所用的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显然,这种针式打印机在操作上要灵活得多。因为,从理论上讲,这种打印机可以打出用点阵组合成的任意图案或者文字。

这个发现,触发了王缉志的灵感。他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7个汉字。这个成功让王缉志兴奋不已:能打印7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

但是,能打印7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能打印汉字。

但是,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只能自己动手做!于是,王缉志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动员全小组的人都一起来做,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型用16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把该数据录入电脑。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x16点阵字库。

其次,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如何把汉字文章输入电脑呢?

需要有汉字输入法。因为国标一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放的,从工作量来考虑,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因此王缉志又开始研制拼音输入法。不久,一个简单实用的拼音输入法也大功告成了。但是汉字有许多同音字,用拼音输入法就要解决选择字问题,这样就需要能够看到拼音输入的汉字。可是当时的终端是英文字符终端,根本显示不了汉字,只能显示80×24个英文字符。怎么办呢?王缉志想出一个办法,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然一屏只能显示4个大大的汉字,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解决了这些问题后,王缉志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第一台中文的电脑输入与输出系统。

他实际应用的第一案例是他所里财务科的报表。他把所里的财务数据录入电脑,用dBASEII处理并打印出整齐的中文财务报表。实现了部分财务工作的电脑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第二届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上,王缉志用自己的汉字系统打印了一份以中西文兼容的汉字处理方案为题的学术论文。

正当王缉志醉心于解决电脑的中文输入输出系统研发时,一个变化悄悄地发生在他的四周。在那些年,中关村出现了陈春先创办的华夏硅谷研究所,京海公司等也成立并受到了改革者的注意。

这个消息让王缉志受到了启发,他想:能不能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之下,成立一个公司做体制改革的试点?

这一想法最后没有通过,于是他开始考虑自办公司。在筹集资金的时候,四通公司向他静静地打开了一扇门:1984年5月16日,四通公司在中关村注册成立,同年9月门市开始营业。这一年的六七月份,王缉志进入了四通公司,成为四通初创时期的骨干员工之一。同年11月,王缉志正式向冶金部自动化所辞职。

MS-2400的诞生和父亲王力的离逝

四通公司成立不久,王缉志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刚开始时候,王缉志还在坚持他的汉字终端研究,但是很快,形势有了新变化。

四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日本东芝3070,进口价近1000美元,售9000多元人民币,而四通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由于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1985年初,四通从日本伊藤忠公司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文的汉字,需要让它能打印中文汉字。

为了公司的生存,王缉志就把还没完成的汉字终端的开发暂时放在了一边,带领一个开发小组,开始为1570打印机做汉卡。这个工作不太难,很快,四通就将1570彩色汉字打印机作为公司的主要产品推向市场。这一年,四通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四通发现大多数购买电脑的单位,都是拿电脑配上一台打印机来打印合同和报告之类的公文。在当时,购买一套这样的电脑系统要花费近5万元,利润空间可观。鉴于当时的市场情况,如果四通能够开发出一款价格在万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编辑任务的机器,不仅将提升市场上此类产品国有品牌的竞争力,也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于是四通开始考虑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

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日本的市场上,已经有各种品牌的文字处理机在销售。当时四通的想法是,能不能从日本现有的文字处理机中,选择一种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把它的日文汉字字库换成中文的字库,把日文输入法换成中文输入法,而文字编辑功能不变,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推出四通的中文处理机产品。

想法很好,但经不起现实的冲击。因为日本的文字处理机都是热转印式的,对纸张和室温的要求高,色带价格很贵,而且还不能打印蜡纸。这显然不能适应当时国内的打印需求。

于是,四通决定借助日本企业的帮助,重新开发一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器,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以便可以打印蜡纸。一来是由于自己对操作系统比较熟悉;二来是希望通过自己从头做起而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王缉志提出由自己来开发这款机器,“这样做的话,更有利于我们长远的自主发展,不用依赖日本,看别人的眼色。”

最后,四通与日本三井物产选择的日本ALPS公司商定了一个合作开发方式:四通方面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ALPS负责选择打印机芯和液晶显示屏,进行硬件设计并提供BIOS接口。四通方面进行软件设计,最后由他们进行生产。四通的产品开发小组由4个人组成,总体设计是王缉志,同时他还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四通和ALPS之间的合作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

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呢?当时,国内市场已经有了几种中文文字处理机问世,如上海的奥林匹亚、深圳的桑达、香港的运科、杭州自动化所等。四通并不是第一家做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单位。如何做才能够突出自己的优势,获得市场的认可呢?

作为总体设计的王缉志开始了深思。

王缉志当时心目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样板:WordStar,他的目标是:能在WordStar上实现的英文编辑功能,一定要在中文上也能够实现。

为了更接近中国市场的需求,王缉志开始从受众的角度设计产品的使用、说明书甚至是产品名称和LOGO。他将新产品的受众群定位为初中文化程度,因此在屏幕提示、编辑和打印命令上的说明文字以及使用说明书都要尽可能通俗易懂,绝不使用电脑术语。由于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什么文字处理,为了市场宣传方便,消除多数人对电脑的天生恐惧心理,王缉志决定给该产品起名叫中文电子打字机,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为了要全方位贴近中国市场的需求,王缉志还拒绝了四通公司有些人提出的在机壳上标外文或者设计一个洋商标的主张。

从现在的角度看,王缉志在MS-2400的开发设计上,已经有了一些“从用户使用角度出发”的味道,有很多工作在现在看来,甚至已经超越了工程师的设计范围而涉及了营销领域。在设计之初就将用户的体验放到第一位,这或许正是四通打字机日后在市场上取得辉煌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王缉志认为作为文字处理机,只有拼音输入法是不够的,起码还要有一种笔形码输入法。在多方寻觅后,他选择了王永民的五笔字型。就这样,四通第一代打字机选用了五笔字型作为笔形码输入法,客观上也为五笔字型的推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86年的3月份,王缉志携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计划在日本工作3周,每周7天、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为的就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快地将机器调试成功。3周很快过去了,机器仍未调好,于是王缉志决定延期到4月14日回国。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传来王缉志的父亲因病住院、生命垂危的消息。

一面是工作,一面是至亲,王缉志面临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回去,可能调试工作就要夭折,之前所花的时候、人力和物力都等于白费,而且这次没调好,下次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可是不回去……

自古忠孝难两全!

当知道这个情况后,王缉志的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的工作很重要,回不回来你自己决定。”

王缉志听了之后,在电话里告诉母亲:“我决定留在日本把开发工作做完。”

能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母亲的理解支持,王力先生一直以来 “从不带问题过夜”的处事习惯,也潜移默化到了王缉志的身上。

就这样,带着对父亲的挂念,王缉志领导着全组人员昼夜奋战,终于提前了两天调试成功。调试成功的打印机飞快地打出一页页清晰的样张,打印头发出嗡嗡的蜂鸣声。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成功的欢乐中时,王缉志的心却已经飞回了北京,飞回了病危的父亲身边。

回到北京,王缉志在父亲的病榻前,向他汇报了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时,我国语言学一代宗师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5月3日,王缉志永远地送走了生他养他教他育他的父亲。

13天后,在四通成立两周年的那天,四通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正式面市。这台打字机,把微机时代的中文输入输出变为现实,一举改变了中国人在机械打字机时代完全“失语”的局面。

那天,前来祝贺的宾客盈门,鲜花贺词不绝于耳。看着这一切,王缉志想到的是他的父亲:是喜是悲?亦喜亦悲!

父亲王力一辈子和中国字打交道,中国的方块字早已与他的心意灵魂形成了无异于血肉的关联。而今,中国的方块字又通过电脑,融入了儿子王缉志的血液中。中国字、两代人,以这种方式形成了血缘之外的另一种紧密关联,难割难舍。

这一切,是造化的安排么?

把四通打印机推向辉煌的MS-2401

MS-2400推出后,第一年就卖出了7000多台,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但是,通过市场反馈,王缉志也发现了这款产品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为了弥补MS-2400在设计上的一些不足,四通决定立即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王缉志开始着手组织MS-2401的开发小组。

和上一款产品一样,王缉志依然从用户的使用体验角度出发设计2401,增设新功能。

其中一个是给打印机增加软盘驱动器。这样可以不限制文章的长度。但是当文章长度超过了内存容量时,编辑软件就要增加磁盘滚入滚出等处理。日本方面的工程师警告说这种处理方式比较难,日本的文字处理机一般也不敢这样做。但是王缉志依然决定就这样开发。后来他在磁盘滚入滚出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在2401上增加了液晶屏的面积。当时2400的液晶屏只能显示2行共20个汉字,王缉志设想中的2401则要能够显示5行每行40个汉字。当时PC机普遍还在采用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3.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刚刚问世,王缉志就决定要在2401上采用这种小驱动器,这一超前的构思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王缉志还决定在2401上采用仿宋楷黑等4种汉字字体,对放字库的Mask ROM也提出了更高的容量要求。

2401的开发采用了2400同样的方式,先在PC机上模拟,最后到日本调试时再下载移植到打字机里。

1987年5月16日四通公司成立3周年的时候,在友谊宾馆召开的庆祝会上,王缉志宣布MS-2401正式推出。

从中文处理机的历史上看,MS-2401是一款成熟的产品,它解决了2400的所有问题,并且基本上实现了WordStar的所有功能。此外,这款产品还集成了很多王缉志与其开发小组成员们设计开发的创新功能。对于这款产品,日本合作方的一位工程师有如是评价:“日本人可以把产品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创造性,你们中国人有创造性。”三井公司的评价是:“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

但是这款先进的产品在走向市场的道路上,并不一帆风顺。

对于在功能上明显要高出2400一大截的2401,被四通的销售部门认为有点“阳春白雪”,当时四通内部有一句话说得很有趣:“2401好比高级音响,2400是普通录音机,高级音响好是好,但需要的人不多。”——更大的原因是:当年2400在市场上风头尤健,推出2401的话,有人担心的是会不会出现“自己人抢自己人市场”的局面。

而市场的反馈也在考验王缉志的承受力:在2401推出的头半年,销售情况并不好。

但是王缉志依然对2401有着坚定的信心。

半年多以后,2401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在市场上也越销越好。

从那时候起,2401连同后来的2411,在市场上畅销了很多年,在四通的发展史上,MS系列文字处理机是举足轻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产品,它同时也是中国办公自动化设备领域最早的民族品牌之一。这个产品从推出之日起,一直销售了十余年。有媒体称:“截至1996年底,四通MS系列中英文文字处理机累计销售近30万台,销售收入突破30亿元人民币。”可以说,没有MS这款名牌产品打字机,四通公司就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飞速发展。以MS产品为龙头,四通公司组建了23个子公司及遍布全国的由近千个经销商组成的营销服务网。四通因此成为中关村一代名企。

四通MS系列中英文文字处理机开创了中国办公自动化的先河,堪称是一个产品造就了一个企业、开拓了一个市场、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用户群。

更为重要的是,四通MS系列在现代高科技领域树起了一面国产名牌的旗帜,让中国的IT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自己的名牌。

在文化领域,四通MS同样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国语言文字学家和经济学家周有光如是评价:“中国人整整丧失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 元。”语言学家郑易里先生也说,MS-2400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

对于王缉志和他研发小组的同事们,还有当时支持自主开发MS系列产品的四通领导层们的贡献,历史不会忘记。

发明家的创业史

1987年,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SKD方式生产打字机的公司——中日合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王缉志也在四通迎来了他个人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时代,可谓鲜花着锦之盛:他位居四通集团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那个时期,他是中关村为数不多的开宝马车的人;他研发的产品在市场上十分卖钱,几乎等同于硬通货……

然而好花不长开,在四通推出MS-2403型号之后,王缉志渐渐远离了打字机的开发核心层面。1992年,王缉志离开了四通集团。

离开之时,他几乎是两手空空,用媒体的话说是:“没有专利费、没有股权。”

1987年,在确定合资公司领导人的时候,投资双方都曾经考虑让王缉志当总经理。但是王缉志当时婉拒了这个安排,因为他觉得自己只善于做技术工作,不善于当头儿,更不善于与政府官员打交道。

事实证明,这是王缉志对自己最中肯客观而且准确的评价。

他母亲说他:“你不适合办公司,你适合当老师!”

朋友对他说:“你是爱迪生办公司,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非垮不可。”

王缉志不以为然,因为他有过辉煌的成功。王缉志和当时一同离开四通的两位副总裁一起创建了新四通公司,王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王缉志自己创业梦想的开始。王缉志的梦想是:做一个技术开发人员能够说了算的公司。

但是,现实很残酷。

从新四通公司开始,王缉志一直遭遇着挫折。先是与新加坡公司Creative一起合资成立创通公司做多媒体。结果合作方Creative不重视技术人员,更喜欢销售,创通更像是Creative销售其产品声霸卡的中国子公司,开发计划则被暂时搁置脑后。

而王缉志则从搞开发变为管销售。他感到了力不从心。道不同不相为谋,王缉志不久后便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和合伙人散伙了。

接着,王缉志单飞,看中的是彩色印刷领域。在银行无法贷到钱的情况下,王缉志借入民间高利贷,利息高达30%,跑到美国和加拿大,买下Photoshop、Corel、PostScript中文字库等一批软件,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情况出现了:盗版。这些软件的盗版以飞快的速度开始在中关村流行,王缉志花几千美元买下的软件,5元的盗版光盘在中关村随处可以买到。不久,王缉志又发现,他刚从海关进口的照排机,市场上就开始充斥同样却更便宜的走私品。

王缉志因此成为中关村可能是最早一个被盗版和水货这双凶一起扼杀的创业者!

1995年,德国海得堡公司推出通过电脑就可以直接印刷的印刷机,王缉志向一家香港的投资公司推荐了这个项目,于是,一家合资的彩色印刷厂就成立了。很不幸,投资方任命的总经理管理水平一般,公司无法实现盈利。一年后,此尝试又告失败。

其实,即使是当时,王缉志也不是全无胜机,他完全可以放下身段,也去做一些“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擦边球生意。

但是,他做不来。王缉志只能承认,他就是一个发明家,一个微机时代的艺术家。“商人”这个角色,对他而言,是一个高深艰难、远超出能力和个性范围的任务。

之后,王缉志尝试做过可视电话、IP电话、有线电视宽带等等,他甚至在腾讯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就建议过业内的一些人去搞即时通讯软件。

他数不清自己摸到又错过了多少个技术发展的浪潮,这每一个浪潮,都批量成就了一批时代的弄潮儿。

他的每次错过,似乎都不应该是他的过错。因为他总是想把推到市场上的产品或者应用搞得更精一些、再好一些。王缉志坦承自己办公司也很学者气,“总想面面俱到,任何一个方面,不做足考据工作,不达到十全十美,就不敢放心地去做。其实,这么多年看下来,我总结出一条:创业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只要你能够看准一个方向坚持做下去,时机一到,就有可能成功。”

有时,他的经历甚至会让人顿生感慨:难道除了缪斯女神,幸运女神也只青睐年轻人?

但是,王缉志回头再看这些的时候,感觉很平和,“或许是我没有坚持下去吧,就像漫画中那个挖井的人,如果再坚持一下,他可能在挖第一个坑的时候就挖到水了。

王缉志现在依然对各种技术潮流,甚至是各种新鲜热辣的话题抱有旺盛求知欲,在他的博客上你能看到高清电视技术的分析甚至是几年前股市最牛时他自己所写的炒股心得;在微博上,他也很活跃。在对未知领域的探求上,他绝对是一个“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

王缉志现在活得很潇洒,平时带带小外孙,为小区出出力,主要娱乐是拉手风琴,“我们小区的业主搞活动,来问我能做什么,我说,如果大家愿意,我可以教大家手风琴和钢琴。”

2011年初,王缉志庆祝了他七十岁的生日。人生七十而从心所欲,此刻的王缉志还在想什么呢?

“现在,我老了。不能再创业了。”王缉志说,“不过,如果有人在某个方面想做点什么,正好这个领域我又了解的话,我还是很愿意帮他出出主意。关键是拿出来的东西,像中文打印机那样,对整个社会、人民有好处。我的确没有大富大贵,但是我的工作让一大批人通过中文处理机获益,这就够了。”

说这话的王缉志,目光明澈,云淡风清。

他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是什么呢?

或许,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刚进四通时,他父亲写给他的那首七律,那首似谶还真的诗: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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